第六章 民国二十五年（1936）[第8页/共19页]

即如“鲁”公之高升为普罗首级，近又闻将发行情书集，则几近丧失理性矣。

两位都有光鲜本性的作家，虽多年失和，相互怨怼，但毕竟是同胞亲兄弟，血浓于水。

……

周作人在“苦雨斋”里写文章，这是究竟。但并不谈风月。对此，他在1936年11月出版的《瓜豆集·题记》中说：

承仕幼承庭诰，长受业于章太炎先生之门，服官法界二十年，讲学于北京、师范、东北、中国、民国各大学，亦逾一纪。退食之暇，唯以研精小学，切磋三礼为事，积久有深，撰述日多。或刻本行世，以就教于通人，或积稿盈尺，以待厥后之删定，此皆经生素业，诚未足多。至于立操行道，表里如一，一事不妄为，一语不妄发，一介不妄取，硁硁自守之节，老而弥笃，则诚足以质六合而告鬼神者也……彼辈自有体系，如答复社、CC团、弘毅社、黄埔系、蓝衣社等，实为其有力之支柱……承仕无官守无言责，似可洁身而退，然同舟有及溺之患，圣门无大隐之人，心所谓危，不敢不告。如谓爱国有罪，则斧钺诚无所逃，闻者足戒，则刍荛或有可采。

周作人平生，不竭地送故交拜别。徐志摩济南空难后，周作人写文章记念这位与本身并无厚交，乃至有笔墨比武、相互调侃的过油滑人。他在《看云集·志摩记念》中，为“驯良真率，令人感觉可靠近”的徐志摩表达了敬意。

钱玄同认定，“《文史》是一红色刊物”，或因《文史》所刊进步作品较多之故。但也证明吴承仕的政治态度。是以，《文史》仅出了四期，便被“查封”，符合逻辑。

周作人是体贴社会，触及时势和政局的。

赤化，赤化，有些学界名流和消息记者，还在那边诬告；

我们再看看鲁迅去世当天，周作人在接管《大晚报》采访时关于鲁迅的说话：

文章既消弭言论对章太炎冠以“复古”“保守”的成见，又是对百姓党当局的揭穿和攻讦。

脚下鱼鳞方步稳，壶中芝豆老怀宽。

继述王李顾黄，卒光复五千载，羲农旧物，系狱三年，去食七日，后渔父中山而逝，允推建国功臣。

并不“专谈风月”，对乃兄熟谙透辟

我不能昧着我的知己出来主张作战。这不是说凡主张的都是昧着知己的。这只是要说，我本身的明智与练习都不准我主张作战。我极度敬佩那些曾为故国冒死冒死作战的豪杰，但我的知己不准我用我的笔锋来责备大家都得用他的血与肉去和那最惨酷残暴的当代兵器冒死。

乖姑：

白死，白死，所谓反动当局与帝国主义，原是一样东西。

周作人到北平的第十三天，插手北京大学停止的刘半农悲悼会。周作人沉痛致悼词：

常常名位既尊，患得患失，遇有新兴权势的定见，不问新旧摆布，辄靡然从之，此正病在私欲深，世味浓，迷恋前程之故也……白叟的混闹并不必然是在保守，实在都是在维新。盖老不循分重在投机趋时。

12月12日，西安事情产生，举国震惊，忧心如焚。一百五十九家报馆结合收回《天下报界对时势宣言》。胡适立即致电张学良：“陕中之变，举国震惊。介公负国度之重，苦遭风险，国度奇迹起码要发展二十年。足下应念国难家仇，绝壁勒马，护送介公出险，束身待罪，或尚可赎于国人。”12月20日，《至公报》颁发胡适的《张学良的叛国》一文，痛斥张“叛变国度”，“粉碎同一”，“破坏国度民族力量”。同时，胡适还进犯共产党，他以为西安事情背后必定有共产党插手，他断言“向来抱着国际主义的共产党是绝对不能一变就成为爱国主义者的”。胡适逐步成为百姓党的“面折廷争的诤友诤臣”（1月致翁文灏等人信）。